上海人走了 许仲辉却来了

      1987年，中央决定撤回三线政策，全国三线厂的绝大部分上海人都回到了上海，只有极少数的上海人留在工厂内进行技术指导，教授当地人生产技术。

      伴随着上海人的撤离，燎原厂的人才大批流失，厂内缺乏技术人员，产品生产不出来，于是工厂领导开始“盯上了”当地的知识分子，许仲辉就是其中的“猎物”之一。

岁月的机缘巧合

      “先是在厂里帮助工作嘛，那个时候厂里每个月给30元进山费，后来领导多次劝我留下来，就这么留了下来，结果留了一辈子”，话里有阴差阳错进入燎原厂的讶异，话里有与自己当初的想法背道而驰的后悔，话里也有阅尽千帆的豁达，话里更多的是对命运的顺从与妥协。虽然机缘巧合下来到了燎原厂，但是这个机缘巧合却让一个人的大半辈子和一个厂联系在了一起。时间从不停下前进的脚步，他就这样在这个大山里结婚生子、落地生根；他就这样从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工一步步成为燎原厂的副总经理；他就这样在这个厂里从青年走到中年。30年过去了，他和燎原厂像是约定一生的伴侣，走过了30年，还要约定共度下一个30年。

岁月淬炼的远见卓识 

      30年的坚守和磨砺，许仲辉对于很多事物的眼光独到犀利，令人惊叹。

      上海人撤离：长痛不如短痛

     1987年，上海人撤离燎原厂，撤离条件是原工厂及其所有设备、流动资金都必须留给安徽当地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只准人走，东西全留下。虽然条件如此苛刻，但是上海人还是当机立断，答应安徽政府的要求。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悖，许仲辉赞许上海人的做法，“这么拖下去，年年都亏，撤回上海虽然需要安置人员，会有负担，但这是短痛。这种苛刻的条件，上海人都答应了，上海人眼光远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拖下去会拖死”。1987年，很多三线工厂的运营状况都不理想，工厂生产的军工产品主要提供给国家，与当地经济脱节，随着中央取消三线政策，工厂产品完全失去市场，必然会走向倒闭。

企业发展：市场决定一切

      上海人迁走以后，燎原厂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发展，在摸索中前进，在前进中摸索。

      1987年之前工厂生产手表壳，但是市场狭窄，工厂难以为继。后来在泰兴的一位工程师的推荐下，工厂开始通过上引法进行无氧铜生产。

      “这个项目如果做下去，到现在为止都是非常好的，但是一定要形成规模效应，因为铜的成本非常高。以前的铜8000多一吨，加工费1000多，市场波动又大，稍微不注意就亏。所以管理方面要非常细心，要抓住机遇”，对于工厂曾经生产的无氧铜项目许仲辉有着自己独到犀利的看法，“那个时候上海人迁走，给政府留下了安置费，我们厂当时40多个职工都留在厂里，所以安置费政府直接给了工厂，有好几百万，当时这些钱全部买铜，我们十年可以不干活！”许仲辉说到这里，许仲辉身子前倾，双眼睁圆，两指摆成十字，语气里带着笃定。“但是当时的领导不敢买，后来买一点做一点，买一点跌一点，就全部白做了，做了2年，做不下去了。这就是不懂经济、不懂生产的人，在企业没法生存，企业肯定倒掉”。

      这种困境一直持续到2002年企业改制，改制后燎原厂卖给了私人老板生产电梯配件（绳头组合），燎原厂才逐步发展起来，成为周边地区最好的一家机械厂，产值过亿。

      燎原厂为何在改制后迅速发展起来？许仲辉认为企业改制后，私营企业的企业性质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，员工工作更加尽心；其次，2002年以后，国家的经济形势好转，房地产迅速发展，“你自身的努力再加外部环境的优良，你才能把这个企业做大。市场决定一切，第一因素是市场，第二因素才是人”，许仲辉对于市场的洞悉和把握准确的让人惊叹。

岁月打磨的能力和素养

      1987年到1989年底，公司采用上引法生产无氧铜，但是上引法是刚发明的新工艺，生产需要自己制作。当时泰兴派了一个工程师来指导技术工作，许仲辉就跟着他打杂，慢慢地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制作生产无氧铜的设备时，许仲辉就挑起了大梁，毕竟那些打杂的日子不是瞎混过来的，而是扎扎实实一点一点打拼过来的。

      制作设备需要图纸，当时没有画图机，所有图纸都是手工画出来的，描图、晒图、根据图纸制造设备，一晃眼几个月就这么过去了。

     “就靠我们自己干，因为这些设备原先都没有，我们把图纸画出来，设备做出来，大家都很高兴的”，说到这里，许仲辉脸上笑意满满，自己的付出结出了累累硕果，之前的所有艰辛都不值一提。

岁月沉淀的踏实和低调

      许仲辉现任燎原厂的副总经理，但是到了每天下午5点半，许仲辉都会开着厂里的略有些老旧的大巴车载员工回家。大巴车有些年纪了，伴着员工们的欢声笑语嘎吱嘎吱地响着。许仲辉开心地坐在驾驶座，手握方向盘，载着满车的员工，载着满车的欢乐驶向幸福。（文/图 赴皖南专业实践团队）